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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6章 帝制风波【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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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就是这样,等到蔡锷、唐继尧等人在云南举起“护国”大旗,袁世凯只好将登基日期后推,说要等平定了叛乱再行登基。不料这一推就遥遥无期,而护国战争也非一时半会能结束的,结果袁世凯至死都没有正式登基,充其量也就是个“关门皇帝”。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都要“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这“牺牲”祭品变不变倒无关紧要,国都也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因此“徙居处”也就大可不必。但在“改正朔”上还是需要做做文章的,那就是在1916年后废民国五年而改行洪宪元年,历法也改用《洪宪元年历书》;至于“易服色”,按今文经学的“夏黑商白周赤”的三统循环理论,洪宪王朝应崇尚红色,因而登基三大殿的廊柱都要刷成红色,瓦也要换成红瓦,以示喜庆。

除此之外,皇帝登基按例得对有功之臣封王赏爵,好处均沾,但这里也遇到了一点小问题,那就是之前的故人旧友。袁皇上也不好意思让他们称臣,于是便想出列入“旧侣”(计有载沣、奕劻、世续、那桐、锡良等数人,均为前清王公或者名督)、“故友”(计有徐世昌、赵尔巽、张謇、李经羲,即后来的“嵩山四友”)、“耆硕”(王闿运、马相伯等)三类,这些人可以享受不臣之礼。至于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以上人等,分别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见者有份,一口气就封了128个,就连已故的前国务总理赵秉钧也追封了一等公。

此外,作为封建王朝文化门面及正统宣示的丰碑----孔子的后代也被重新扒出来:中华民国唯一的世袭爵位----衍圣公,也落到了孔子后裔孔令贻身上,给中国王朝的落幕重重落了一笔。

不是所有的人都发了昏。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其帝制活动日益公开,他名义上的重要助手、副总统黎元洪不同意;北洋之虎段祺瑞也不同意;北洋之狗冯国璋几乎要刀兵相向了。

段祺瑞作为袁世凯的重要手下和亲信,对老袁的影响力一直是很大的,袁世凯为了笼络段祺瑞,把自己的义女嫁给他为续弦,并在多年宦海生涯中一路将他提拔,曾在满清朝廷中官居一品,恩同再造。但是段祺瑞反袁称帝的态度最坚决,后来形势一发不可收拾,作为一名有十足影响力的军阀、袁政|府中|央陆军总长,段祺瑞直白反对称帝,并坚辞陈情“此事危及国家安危和总统身家性命,万不可做,万不可做”。走火入魔的袁世凯一心想要当皇帝,对段祺瑞的劝阻根本听不进去。段祺瑞的苦口婆心与虔诚表现被袁世凯认为是背叛。

在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中,段祺瑞进行了消极抵制,没有参加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的百官朝贺。只是在公馆里对自己的亲信徐树铮慨叹“项城作孽啊!”段祺瑞反帝立场从未动摇,这一点对于倍受袁提拔、屡受袁照顾的段祺瑞尤为难得。

对段祺瑞的“忘恩负义”之举,老袁是深为不满的。在称帝后进行的大封赏中,总计有128人被封爵,唯段祺瑞一人榜上无名。由此可见,袁世凯知道段祺瑞并非真心劝进,对他自帝制活动以来的不合作和暗中抵制的态度仍耿耿于怀。

段祺瑞的叔叔劝他说:“老头子向来器重你,可你在帝制问题上却一直顶牛,他怎能不生气呢?何况,总统、皇帝还不是一回事,你何必太认真?”段祺瑞却皱着眉说:“那可不是一回事。项城做总统,见面只要敬礼、拉拉手就可以了,如果做了皇帝,见他就得磕头,话也得跪着说。我最恨这种长子变矮子的把戏。”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真正忠诚的人,却常常忠而见疑;而把他往绝路上引的,却总是受到重用。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恰恰是段对袁世凯忠诚和负责的表现。可惜袁世凯不但不领情,反倒想算计他,真是让人叹气又可笑。

至于江苏督军冯国璋,老袁经过几次暗示以及老冯的表白,老袁知道他是无法收拢老冯的心了。冯国璋忠于前清,再让他向新朝效忠,感觉打脸。而且他一直认为自己是袁的合法接班人,而绝不甘心匍匐在袁后人的脚下。

两人现在的关系极冷,就差一点刀兵相向了。袁世凯固然不跟冯国璋讲真话,冯国璋对袁世凯其实也存有二心,他甚至认为等不到袁克定继位,袁世凯就会对自己下手----以江苏地位之重要,袁世凯又如此处心积虑地加以防范,一旦称帝成功,势必要斩草除根,永绝后患。

再说老袁一直试图以支持的袁克定、陈宦、杨度等取而代之,为了自保,冯国璋开始准备与云南的蔡锷、广西的陆荣廷互通声气,结为外援。

另一位胆小怕事的黎副总统则难得地鼓足了勇气。废话,做老袁的副总统已经很尴尬了,再做“副皇帝”就有些不伦不类了,再说也没这岗位呐。袁世凯曾试探黎元洪这位姻亲:“近来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么样?”黎元洪听后正色道:“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你做了皇帝,怎么对得起武昌的死难烈士?”到了朝贺仪式上,前副总统黎元洪(袁世凯做了皇帝,黎副总统当然就成了前副总统)也不曾前来。袁世凯给黎元洪封了个“武义亲王”,不料这前副总统却屡加拒绝,不肯接受。这事传出去后,一首童谣也不胫而走:“好江山,做不牢;好江山,坐不牢;亲王奉送没人要!”

对此,中国一位哲学家已预料到反对派极其强烈的反应,当时他这样写道:“我们用木头或泥土雕塑出一个人的偶像,称它为神。把它放在美丽的庙宇里,让它坐在辉煌的神龛里;人民崇拜它,认为它是不可思议地强有力的。但是,假如有个疯子把它推倒、踩在脚下,并把它抛进肮脏的池塘里,假如有人发现了它,再把它捡回来,放在原来神圣的地方,那么,你将发现它的魅力已经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