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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名流派出许多参观团来到东北，实地考察东北的三权分立办法、行政架构设计、国民经济运行控制体统等，在写了厚厚的报告后还充分给予好评：北方苏俄在进行的社会主义不过如此吧？还需要在中国引进苏维埃吗？
不！完全不需要了！
人民党的纲领与施政计划，是中国最好的、最科学、最先进的制度，如果照此实施下去，就是比西方列强也不逞多让！
就是在东方的上海，脱离政界一直在研究宪政的孙逸仙在详细阅读了人民党关于东北建设的一系列成就后感慨地和胡汉民等人说：“不谈之前的恩怨实事求是地讲，我的三皿煮义构想，已经彻底被人民党的实践所突破。从今后，三皿煮义一定要与人民党联合，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不过，孙逸仙还是想在军事上有所作为的，他在广西还有一支残军，需要取得装备和经济上的援助才能够生存并伺机壮大起来。从直、奉那里都不可能，而桂、川、滇一带根本不可能有发展的余地，必须通过国外。
这没关系，老孙已经轻车熟路了，当年他就是这么从南洋、从日本、从美国取得源源不断的财政支持来投入他反对袁世凯、反对段祺瑞、反对直系的重任的。
只是，正史上1920年代的孙逸仙，在国内政治势力的连横合纵中，已彻底失去了市场，而且因其无原则地与列强如日本合作、与军阀如张作霖合作（打击段祺瑞），已被国内舆论普遍视作与旧军阀并无区别的陈旧人物，其“革命领袖”的光环已相当黯淡。
1922年的陈炯明事变，则使孙氏失去了广东最后的地盘；事变后第七天，孙氏已确认得不到来自英、美和日本的支持，遂向苏俄释放出了这样的信息：“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
孙氏愿意以牺牲中东铁路权的代价，与苏俄结盟，换取其对自己革命事业的援助。
这年9月，孙氏告诉苏俄，他希望利用苏俄的军火，在新疆或者外蒙建立革命武装力量；这年10月，他又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希望苏俄派出一个师的兵力，由孙氏来指挥，占领新疆成立一个新政|府；
12月，孙氏给苏俄代表越飞写信：“我现在可以调动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需要武器、军火、技术和专家帮助，等等。你们的政|府能通过库伦支援我们吗？”
实际上，现在的苏俄也需要孙逸仙，因为他们在和中国政|府的谈判非常之落下风。
因为东北的稳定，让苏俄背着这个靠山完成了国家统一，他们立即对“丢失”了中东路、丢失了蒙古耿耿于怀，因此在中苏和平谈判中漫天要价。
当初，在苏俄政|府在《管理东省铁路续订合同》中以奉系政|府“暂代”管理权，待承认苏俄政|府后商定该路办法。现在，苏联成立了，稳定了，该要回这条极重要的铁路了。
可惜他们碰到的对手是张汉卿。
因为和苏俄的政治关系决定着中国能否摆脱四面受敌的外交窘境、在辽阔的西北和北方进行一场持久的和平建设，所以张汉卿促成民国政|府以以亲奉的外交部长顾维钧为首、亲孙的外交副部长王正廷为辅，有直系、奉系参加的关于中苏未来建交的北京会谈。
之所以仍让国民党参加，实在是因为国民党的宣传机构实力太强，号称有几十万党员，他们在南方诸省份的影响也很大，张汉卿担心他们会在背后乱说话…
亲张的顾维钧在山东问题谈判之后即在12月初即荣升外交部总长，力压本来应该担任这个角色的王正廷，并作为和苏俄谈判的首席代表。这是张汉卿的意思，也就是张作霖的意思，对基本上受制于奉系的中央政|府来说，这也就是结论。
苏俄代表、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为了分化中国谈判代表的阵营，对孙逸仙作出了一定的补偿：“我们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物质援助数额很小，最多只能有八千支日本步枪，十五挺机枪…”
苏俄的外交人民委员，与别国的外交部长职务相等同。
当然也需要孙逸仙投桃报李：在苏俄非法驻军外蒙及中东铁路等问题上，中方拒不让步，而使谈判陷入僵局。在西方世界遭遇普遍抵制的苏俄，在东方若也不能打开局面，其外交将陷入极端被动的状况…加拉罕的责任，是既能稳定东方的中国，也能落得实际的好处。
加拉罕认为：“中东路历史上就是由俄国出资兴建的，俄国也有管理中东路的经验，为两国和平计，应该保持以前的模式，由中苏共管。”这里的“苏”，是苏维埃俄国的“苏”，至于变成苏联，则是年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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