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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乔走了，朱纨也开始考虑自己的问题。现在摆在朱纨面前的事情很多，虽然昨天晚上项乔说了历史上的倭患，但是这些情况对于朱纨来说是远远不够，作为统辖沿海抗倭军事的统帅，必须对沿海倭患的历史有比较系统的了解，于是朱纨走进了州府的架阁库。朱纨在京师的时候常常去皇史宬寻找历史资料，这皇史宬建于嘉靖十三年，是朝廷收藏皇族历史典籍的专用库房。架阁库本来是宋朝开始设立的，金、元、明、各朝都沿袭宋朝制度，在地方的行省和府、州、县都设有架阁库，用以保存和收藏历史典籍。
朱纨走进温州架阁库，在“军事战争”柜寻找，看到一本《明朝倭患史料》，对库房管理员说了几句话，就带着书回到官邸，开始研究起来。朱纨翻到首页，只见写着：
“关于倭寇的来历，日本的《太平记》记载了当时的一段情节：“四十余年间，本朝大乱，外国亦不安宁。乘此动乱，盗贼四起。山贼当路，旅客不敢穿行树林；海盗出没，商船忌遭其毒手而避之。贪得无厌之浪汉，结群聚伙，占据沿海岛屿……盗贼备置数舟，拥向元朝、高丽之港口，劫掠明州、福州之财宝，焚毁官衙、寺院。”
这一记载，说明了倭寇组织就是一些专门以杀人越货为业的武装集团。历史上出现过的较大倭寇集团有：宗像氏统辖的内外大岛倭寇，大友氏统辖的丰后沿海倭寇，大内氏统辖的志贺、灶户社岛倭寇，志佐、佐志、田平、呼子等统辖的隐歧、平户各地的倭寇等，其中大内氏所率领的倭寇人数最多，势力最大。后来倭寇竟与邻国的海盗、土匪、逃犯相勾结，所到之处被抢掠烧杀一空，闹得邻国沿海不得安宁。
历史上，曾经有“三岛倭寇”的说法。在日本九州岛北部的长崎这一块，有一个小国叫肥前国。平安时代，日本嵯峨天皇的后裔嵯峨源氏的源赖光出任肥前守，在就任之后，将其家人、族兄弟等也迁至肥前国。任期五年期满后，源赖光回到日本京都，但是他的族人留在了肥前国，这些族人都留在了肥前国的松浦郡。由于源赖光走后，他们和源氏分家，便直接改姓该地的地名，改姓松浦。到了镰仓时代，松浦氏已经成为了割据日本北九州肥前国的庞大日本武士集团，麾下拥有很强大的水军部队。镰仓时代的松浦氏已经由一支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体系，在肥前国就有四十八个分支，这个武士团体又和其他日本武士家族不大一样，他们平时各家分治，但是遇到战争就统一为一体作战，所以日本将其称为松浦四十八党，简称松浦党。
此时松浦党还只是肥前国的一支豪族，还不是统领肥前国的国主。但是历任松浦党的家主发现，长崎附近岛屿众多，又距离朝鲜和中国大陆很近，便大力发展水军，很快便打造了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这支力量很快便不满足于日本沿海附近的正常通商，松浦党将第一个目标放到了距离他们最近的朝鲜半岛。根据《高丽史》的记载，1350年2月倭寇第一次登陆朝鲜半岛开始进行掠夺活动。此时正值日本南北朝时期，北朝受足利幕府管制，而南朝奉后醍醐天皇为正统。此时日本幕府对地方的管制力减弱，松浦党乘势兴起，四处出海劫掠。由于其根据地在对马岛、壹岐岛、平户岛三个岛屿，所以被朝鲜人称为“三岛倭寇”。此时的松浦党是倭寇的主力，松浦党每次出海掠夺，都是有数百名重装武士率领的精锐部队为主，率领大量破产农民和浪人出击。其武器装备精良程度同当时室町幕府最精锐的部队不相上下，这些倭寇不仅在朝鲜半岛掠夺，也常常侵扰中国东南部沿海各省。”
下面又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说起倭寇，还得从南宋嘉定十六年说起，那一年，日本肥前、对马、隐歧一些地区的人，因为年景歉收，度日艰难，于是就拿起武器，乘船到朝鲜半岛进行打劫，这就是倭寇形成的开始。随着倭寇组织的发展，他们的抢劫范围也由朝鲜扩大到中国。倭寇在海上劫掠往来商船，靠岸洗劫滨海村庄，并与日商勾结，商有利则经商、商无利则掠抢。元朝大德十一年，日本海商仗着倭寇撑腰，反对元朝官吏进行商货检查，焚掠庆元。元朝延佑三年，日本商人在浙东再次以交易纠纷为借口，进行大规模掠夺活动，元朝政府无奈派军队前去镇压。元朝至元元年，日本的足利尊氏起兵，形成了岛国南北军政对峙的局面。日本原来的武士各为其主，参加了南北战争。战争也将原来的农民和渔民沦为武士，使武士群体不断扩大。战争失利方的武士们失去了主子的豢养，逐渐成为贫穷无靠的浪人。后来浪人多加入了倭寇的队伍里去，使倭寇的危害能力增强、为害次数增加、为害范围增大。
朱纨又看到一段文字：
“中日之间的战争由来已久，早在唐朝前期，就发生过白江口之战，那是中国与日本的第一次战争，它发生在663年8月。早在四年前的659年，百济联合高句丽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派苏定方率军13万征百济，新罗以5万精兵接应，唐、新罗联军迅速击溃了百济，俘虏了百济国王义慈。义慈王的次子福信收集残部，企图复国，于660年向日本求助，并要求放回作为人质的丰璋王子，日本当在位的齐明女皇答应福信的请求，送回丰璋王子，并于661年1月前往九州，欲亲自指挥与唐、新罗联军的战斗，却因劳累过度而病故，出征计划搁浅。
662年，日本组织大量战备物资援助百济，5月，援百济将军阿昙比逻夫率170艘船师抵达百济。663年8月，日本又派卢原君率援军万余，渡海赶赴白江口。这时日本在百济的总兵力为三万二千多人。同时，唐、新罗联军决定进攻百济丰璋王所在的周留城，由唐将刘仁愿、刘仁师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进击，由唐将刘仁轨、杜爽、百济降将扶馀隆等率水军，从熊津江前往锦江下游的白江口，与陆军配合，夹击周留城。
13日，丰璋王为迎接日本援军，率水军候于白江口，17日时唐、新罗的水军和日本水军同时抵达，两军交战。当时日本战船有400余艘，唐、新罗联军只有170艘，兵力也处在劣势，在三回合较量中，双方未取得决定性战果，到18日，两军第四次合战，由于日、百济方高估了已方优势，轻视唐、新罗联军的实力，盲目冒进，结果大败，400余艘战船被烧毁，兵士大多溺死，残余部队投降，百济国灭亡。
白江口海战胜利后，唐朝继续对高句丽用兵，因此未能惩罚倭国与百济的联合军事行为，唐朝始终与当时的倭国保持联系，但密切程度已经大大下降了。而日本方面由于始终担心唐朝对日用兵，同样未能主动与唐朝联系。日本在白江口海战败于中国之后，更激发了向唐朝学习的热情，开始派遣规模更大、次数更多的遣唐使，中日两国历史上最友好和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时期终于开启，直至公元894年日本单独结束派遣遣唐使，才结束了这一中日历史上一度真正友好的时期。
到了13世纪中期，蒙古帝国南取大理，东降高丽，征宋计划也将完成。放眼整个东方，唯日本隔海独立于帝国版图之外。公元1270年，蒙古使节第五次到达日本，传达了忽必烈的旨意：如果日本不向蒙古朝贡，蒙古人即将出兵，当时18岁的日本执政者北条时宗坚决拒绝这一要求，并压制了其他人的妥协态度，下令西国的守护和地头准备防御。忽必烈闻此讯后，抑制不住五次遣使、五次被拒绝的愤怒与耻辱，他不顾蒙古与南宋激战正酣，下令准备军队、船只、粮饷，向日本发起战争。日本军队也在北条时宗的命令下严阵以待。
尽管日本人的武器无法与蒙古人的长距离武器相匹敌，他们的指挥官也不如久经战场考验的蒙古军队领袖那样有经验，但他们擅长于面对面的搏斗，而战斗过程中突然降临的暴风雨使蒙古军队和船舰在退往旷海中时损失惨重，他们不得不无功撤退。蒙古人第一次东征日本以失败告终。这在蒙古兴起后的战争史中是极其罕见的。蒙古人战无不胜的神话在海战中破灭。
忽必烈听到征服日本失败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再次派遣使者带着国书前往日本，并以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纳贡，否则将诉诸于武力。但日本国王拒绝了元朝的要求并处死了使节。忽必烈与他的祖父一样，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惩罚日本国，他一方面招募军队、筹集资金；另一方面遣使要求日本迅速朝贡，否则元军将至。北条时宗再次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并积极策划远征高丽。忽必烈别无选择，他于至元十八年以日本杀使臣为由，结集南宋新投降的十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兵分两路：洪茶丘、忻都率蒙古、 高丽、汉军四万，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九千艘，从庆元、定海启航。但是同样因遭受台风袭击而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