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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不是什么好时代, 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但是，单就针对‘文化’这一主题来说，乱世有的时候却并不是坏事, 这一点在古代会更加明显。
盛世之时, 如果国家足够开放, 文化方面的成果也能很辉煌灿烂, 但这和乱世时的成果是不一样的——在朝不保夕，人所有拥有的东西一件一件被摧毁之后，人的精神会触碰到一些新的东西。
一方面，有人想要在这样的时代寻求自救，这就造成了这方面思潮的大爆发！这就像是百家争鸣一样, 出现在了列国相争、国民日子并不好过的春秋战国。而百家争鸣留下的文化遗产确实让华夏民族吃了几千年, 直到现代社会时也留存着深深印记。
另一方面，有人已经放弃了解救这个时代, 走向了醉生梦死的另一个极端。而在这些极端者中, 有少数人破而后立, 选择了向内心探索。不解救这个时代，通过解救自己内心的方式完成救赎。
自己就是自己的整个世界，完成了自己的救赎, 外面的纷纷扰扰就无关紧要了。
这方面的发展其实是极大促进了哲学的探索的，这也从另一个维度上一次又一次重塑了华夏民族的精神——事实上, 在华夏历史上，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也确实是一个‘自我发现’的关键期。
就算不去谈民族大融合带来的思想冲击、文化交流, 只单纯的说‘乱世’本身对人的影响这时能够读书明理的群体也逐渐完成了自我发现, 建立起了属于个人的尊严，认可‘生之可贵’。
在乱世的极端环境下，这些都是自然而然诞生的。毕竟, 这样的时代，就连君主都无法构建绝对的权威，臣子反对君主成为稀松平常的事，甚至出现某些势族门第高于皇族——这虽然是这一时代重家轻国、世道不振的体现，但不得不说，如果没有个人的觉醒，这样的念头是产生都不会产生的。
乱世对文化多样性的影响就更明显了，盛世之中国家总会整顿教化，希望能通过教化统一黎民百姓的思想，这是有利于统治稳定的。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见识到了这一点的好处，一旦有能力都会用儒家学说教化百姓。
当然，教化百姓归教化百姓，统治者肯定会兼用儒家、法家、黄老等等学说的理念。
在乱世之中，中央集权虚弱，文化上的大一统就会出现问题。再加上其他因素的推波助澜，出现小型的‘百家争鸣’是很正常的。
所以在许盈现在生活的时代，读书人不只是治经学，以儒学传家，还兴盛起了老庄玄学等。贵族子弟修道、礼佛是很正常的，事实上，佛学也是这一时期迎来了大发展，从一开始的边缘宗教，一跃成为显宗。
许盈原本的历史上，待到南北朝快结束时，已经有‘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说法了，南朝如此，北朝崇佛也不遑多让呢！翻阅史书，就可以看到很多有名的和尚，譬如佛图澄之类，深刻地介入了政治和宫廷生活。
此时，以谈玄论道获得巨大声名的名士很多，这些人往往比儒生更容易获得追捧。但在备受推崇之下，也始终有人看穿了其中的虚浮说到底，这些人大多数时候就是在玩文字游戏而已！最多就是做一个提出问题的人，至于解决问题——就不指望他们有解决问题的对策了，他们不把思路歪曲到奇怪的地方，这已经是上上大吉。
世家大族的子弟如果对老庄玄学感兴趣，当然可以去学。但除非是走火入魔的家族，不然都会注意其中的分寸。用这些来进行一些哲学讨论可以，在处理局部问题的时候参考一下也行，但真的拿这些虚浮的玄妙之学大规模应用就没有成功案例好么。
这倒不是老庄的问题，道家经典自然也有大智慧，但除开一些普世原则（比如‘治大国如烹小鲜’这种），在具体的问题上，在这个时代老庄已经没有多少施展的余地了——老子还好些，庄子真的就不适合拿来治国。况且老子也是提倡小政府、无为而治的，听起来很好，但不适合发展到现今的华夏。
用结果导向就知道了，若老庄真的好用，也不会轮到儒家一统天下！要知道一开始的时候，儒家也并不占优势。
所以，清醒的世家大族一般不会特意引导年幼的家族子弟学习老庄当然，现在许仲容只是上课的时候发散开来，讲一点儿老庄，这也挺常见的，不用太在意。他姑且说着，许盈也就姑且听了，对于现在的许盈来说，许仲容讲的东西都是新东西，左右都是学。
真正让许盈对这件事格外在意，还是之后数日，许仲容连续提起玄远之学的那些东西。
“王公立‘贵无’之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如今读来亦是字字大道！”说起当年王弼、何宴这些作古名士在洛阳讲学、辩论的盛况，许仲容一脸心向往之，似乎生在当时，愿为王门、何门执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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