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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岭南至尊——南越王墓随葬精品首展”，在虎园博物馆第三十号、三十一号馆，正式公展，历时一个月。
卢灿和田乐群，作为主人，参加了这次展览的接待工作。
这是卢灿最近一周的第二次公开露面。
这一次，他不出席都不成。
实在是因为连他自己都没想到，展览公告所造成的影响力，如此之大。
不仅社科院院士、考古研究所所长王仲殊先生，带领庞大的团队抵达，台北的国史馆馆长朱汇森教授，同样带领一批专家参加本次公展。
就这两家队伍，就觉定了卢灿必须出席，更别说还有一群东南亚及欧美学者，也闻讯赶来。
之所以如此震动，皆因为这是第一次真正的汉代王级墓葬展，且是未曾遭遇盗窃的墓葬！
可能有人要说，1968年，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夫妇的墓，不也是王级墓葬吗？
呵呵，那是1968年，海外人士想要观看，也没得机会！更何况中山王墓葬曾经被盗过。
这么说不是说中山王刘胜墓葬品不好呀，没那意思。
就是说，香江所占据的区位优势，以及完整的南越王墓本身的影响力，要比当年发掘满城中山王墓，影响面更大。
此次展览，一共展出344件/套文物，几乎全为秦汉时期的精品珍品，世所罕见！
这其中，又有七十多件，极其珍贵文物。
譬如铭刻有“张仪”字的青铜戈。
这是秦惠王四年由秦国的相国张仪督造，由于秦统一百越而到达岭南地区，随后成为南越国的王室文物，成为礼仪场所的仪仗之器，是一件秦平岭南地区的重要历史物证。
又如刻有“蕃禺”铭文的青铜三足圆鼎。
没有它，有谁能想到，羊城番禺这个地名，竟然早在两千年之前，就已经确定成文？透过这一铭文，研究者也弄清楚，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青铜器铸造水平——在此之前，史学界普遍认为，岭南先秦时期的青铜器，都是中原朝廷赠送的，但这件器物，明显是岭南南越王朝自己铸造。
还有几枚印、玺，也非常有历史考证价值。
在墓道人殉坑，发现一方铜质印章，印为方形，龟钮，阴刻篆文“景巷令印”四字。
据李林灿、商承祚、贾兰坡等人认定，印章上的“景”字为“永”字同音通假，“景巷令”即“永巷令”。汉代设永巷令这一官职，以宫中的宦者充任，专门掌管皇后、太子的家事。
由此可推断，墓中的这位殉葬者生前当是南越国王室的“景（永）巷令”。
这是国内第一枚殉葬者印章，以前、此后，都没有再发现过。
此外，还展出“帝印”玉印，印钮雕成螭虎形状，装饰有云纹。
根据《史记》、《汉书》记载，南越国第一代王、第二代王都曾僭越称帝，在国内使用皇帝的礼仪。“帝印”玉印及封泥的出土是对这一史实有力的佐证。
更珍贵的是墓主人的随身金印——“文帝行玺”金印。
“文帝行玺”金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位置，印面边长31厘米，宽3厘米，通高18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是98。印面阴刻“文帝行玺”四个字，是南越文王发布命令的官印。
这枚行玺的出土，是对墓主人身份的最好认证。
展览中，还有着大量玉器，其中，十一套组玉配饰、五十八件玉剑饰等都是汉玉中的重大发现。
此次展品中，不仅有中式传统文物，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发现，譬如古波斯银盒、蓝色平板玻璃牌饰等，也在这次展出中亮相。
这也是其它秦汉墓葬中，几乎没有的。
由此也能推断出早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正因为此次展览的珍稀，才导致南越王墓随葬品展览的消息一公布，震惊三地，继而波及全球。
台北到来的团队，可不仅仅是国史馆，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国图馆、史料馆以及各家高校，几乎都有专家代表，来港研究——此时的弯弯，学术研究氛围很浓厚，还是个做学问的地方。
毕竟，秦将赵佗，据岭南而自立，这段历史，虽有文字记载，但一直影影绰绰，含含糊糊。这次展览，绝对是揭开秦汉之交，岭南文化、政治、军事的重要平台。
不仅弯弯学者，东南亚及欧美的汉学研究者，也向虎博发来共同研究申请。更有不少汉学家，自费来港，希望第一时间亲眼目睹“南越王朝”的真实历史。
更让卢灿没想到的是，本次展览，不只是业内人士关心，香江市民对这次展出，似乎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
原本卢灿还有些不理解，李林灿一解释，他就懂了。
原因很简单——地理位置上，香江正处于南越王朝的核心管辖范围内，因而，此次展览也算得上香江本区域的一次历史展览，香江市民同样与有荣焉！
如此轰动的展出，为什么能落在虎园博物馆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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