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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引用筮术派说者胡炳文的说法:“胡氏炳文曰：”元、亨、利、贞”，诸家便作四德解，唯《本义》以为占辞。大通而至正，此天道之本然；大通而必利在正固，人事之当然也。乾为易第一卦，占得之者，其事虽大通，而非正固，尚不能保其终，况它卦乎！”
胡炳文之说，真乃胡说八道，居然也引用之中。胡何许人也，胡炳文（1250－1333）元代人。婺源考川人。一生弘扬朱子理学，著有《周易本义通释》，是对朱熹的《周易本义》一书的注释。
而李光地等编篡者最终还是认为学者们去读朱熹的书，差不多是不会错的意思了。也就是说，朱熹说的《周易》是算卦用的占辞，不会错，应去发扬光大啦。
我们再看对《乾》里所谓第一爻辞所编纂进的诸说者的说法。
“初九潜龙勿用。
本义：初九者，卦下阳爻之名。凡画卦者，自下而上，故以下爻为初。阳数九为老，七为少，老变而少不变，故谓阳爻为九。“潜龙勿用”，周公所系之辞，以断一爻之吉凶，所谓爻辞者也。“潜”，藏也。“龙”，阳物也。初阳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为“潜龙”，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此爻变者，当观此象而玩其占也。余爻放此。
程传：下爻为”初”。“九”，阳数之盛，故以名阳爻。理无形也，故假象以显义。乾以龙为象，龙之为物，灵变不测，故以象乾道变化，阳气消息，圣人进退。初九在一卦之下，为始物之端，阳气方萌，圣人侧微，若“龙”之“潜”隐，未可自用，当晦养以俊时。
集说：沈氏驎士曰：称“龙”者，假象也。天地之气有升降，君子之道有行藏。“龙”之为物，能“飞”能“潜”，故借“龙”比君子之德也。初九既尚潜伏，故言“勿用”。
孔氏颖达曰：阳爻称九，阴爻称六，其说有二：一者乾体有三画，坤体有六画，阳得兼阴，故其数九；阴不得兼阳，故其数六。二者老阳数九，老阴数六，老阴老阳皆变，《周易》以变者为占，故称九称六。所以老阳数九、老阴数六者，以楪蓍之数，九过楪则得老阳，六过楪则得老阴，其少阳称七，少阴称八，义亦准此。
崔氏像曰：九者老阳之数，动之所占，故阳称焉。“潜”，隐也。“龙”下隐地，潜德不彰，是以君子韬光待时，未成其行，故曰“勿用”。
《朱子语类》：问：程易以初、二、三、四四爻作舜说，何以见得如此？曰：此是推说爻象之意，非本指也。易本因卜筮而有象，因象而有占，占辞中便有道理。如筮得“乾”之初九，初阳在下，未可施用，其象为“潜龙”，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得此爻者，当观此象而玩其占，隐晦而“勿用”可也。此易之本指也。圣人为《彖传》、《象传》、《文言》，节节推去无限道理，此程易所以推说得无穷。先通得易本指后，推说不妨。若使以所推说者去解易，则失易之本指矣。
李氏舜臣曰：六爻之象，皆取于“龙”者，阳体之健，其“潜”“见”“惕，,“跃”“飞”“亢”者，初终之序，而变化之迹也。
梁氏寅曰：夫易者，洁净精徽之教也。故其取象皆假托其物，而未涉于事；包含其意，而各随所用。然乾纯阳之卦，而取象于龙，则其意多为圣人而发者。故夫子于《文言》，皆以圣人事明之。今观之六爻，则象之所示，占之所决，夫人可用也，独圣人乎？如初九之“潜龙勿用”，在圣人则方居侧徽也，在君子则“遁世无闷”也，在学者则养正于蒙也。以是而推，其用何不可哉？朱子以象占言易，而不欲以事论，惧人之泥而失之也。
林氏希元曰：龙不止阳物，乃阳物之神灵不测者，故象乾之六爻。盖乾卦六爻，皆得乾道，不比它卦，故《文言》以圣人明之。比之于物，则是“龙”也。”
这里也是引用前人诸学，对排序爻题二字加上，也不过六字，而引述达上千字的说法。主要引用的是占辞(算卦)说，引朱熹两次占说;引孔颖达占说;引梁氏寅占说;引崔氏像占说。其它是引程颐阴阳气说;引李氏舜臣及林氏希元象数阴阳义理说。唯引沈氏驎士曰:“故借“龙”比君子之德也”，比较接近《周易·乾》文辞本义。(沈麟士，南朝宋、齐人)
这所引述截然不同的说法，如何让学子们分辨是非呢？若不是西学东进，若不是伟大的孔中山推翻帝制。若还是继续注经的时代，又不知增添多少对《周易》经文的说法，岂不又得引述一连串的说法，去读”经”越来越增加学子们负担，越学越愚昧吗？
再看一看对所谓《乾》最后一爻辞的诸说。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本义：用九，言凡筮得阳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盖诸卦百九十二阳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纯阳而居首，故于此发之。而圣人因系之辞，使遇此卦而六爻皆变者，即此占之。盖六阳皆变，刚而能柔，吉之道也。故为“群龙无首”之象，而其占为如是则吉也。《春秋传》曰：乾之坤曰“见群龙无首吉”，盖即纯坤卦辞，“牝马之贞”、“先迷后得”、“东北丧朋”之意。
程传：用九者，处乾刚之道，以阳居乾体，纯乎刚者也。刚柔相济为中，而乃以纯刚，是过乎刚也。“见群龙无首”，谓观诸阳之义，为无首则吉也。以刚为天下先，凶之道也。
集说：朱子答虞士朋曰：用九用六，当从欧公说，为楪蓍变卦之凡例。盖阳爻百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阴爻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八也。特以乾坤二卦纯阳纯阴，而居篇首，故就此发之。此欧阳公旧说也。而愚又尝因其说而推之，窃以为，凡得乾而六爻纯九，得坤而六爻纯六者，皆当直就此例，占其所系之辞，不必更看所变之卦。《左传》蔡墨所谓“乾之坤曰见群龙无首”者，可以见其一隅也。
又《语类》云：荆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见群龙无首，吉”。用九便是行健处。
林氏希元曰：用九本是阳爻之通例，然于乾卦六爻之后发之，便是指乾卦六爻用九。
又曰：或疑“无首”之“吉”，刚而能柔则吉也。牝马之利，顺而能健则利也。刚而能柔，与顺而健者，性体自是不同。而《春秋传》曰：乾之坤曰“见群龙无首吉”，何也？曰：乾变之坤，虽为坤之所为，然本自刚来，与本是坤者不同。故乾“无首”之“吉”，终不可同于坤“牝马之贞”。坤“永贞”之“利”，终不可同于乾之“元亨”。圣人不教人即所变之卦以考其占，而别著自此至彼之象占者，正以其有不可同耳。
案：爻辞虽所以发明乎卦之理，而实以为占筮之用，故以九六名爻者取用也。爻辞动则用，不动则不用。卦辞则不论动不动而皆用也。但不动者，以本卦之象辞占；其动者，则合本卦变卦之彖辞占。如乾之六爻全变则坤，坤之六爻全变则乾也。先儒之说，以为全变则弃本卦而观变卦；而乾坤者天地之大义，乾虽变坤，未可纯用坤辞也；坤虽变乾，未可纯用乾辞也。故别立用九用六，以为皆变之占辞。此其说亦善矣。以理揆之，则凡卦虽全变，亦无尽弃本卦而不观之理，不独乾坤也。故须合本卦变卦而占之者近是。如此则乾变坤者，合观乾辞与坤辞而已。坤变乾者，合观坤辞与乾辞而已。但自乾而坤，则阳而根阴之义也。自坤而乾，则顺而体健之义也。合观卦辞者，宜知此意，故立用九用六之辞以发之。盖群龙虽现而不现其首，阳而根阴故也。永守其贞而以大终，顺而体健故也。此亦因乾坤以为六十四卦之通例。如自复而姤，则长而防其消可也。自姤而复，则乱而图其治可也。固非乾坤独有此义，而诸卦无之也。圣人于乾坤发之，以示例尔。然乾虽不变，而用九之理自在，故“乾元”无端，即“无首”之妙也。坤虽不变，而用六之理自在，故坤“贞”能“安”，即“永贞”之道也。阴阳本自合德者，交易之机，其因动而益显者，则变易之用，学易者尤不可以不知。”
从对这一爻辞所引诸说，依然彰显的是朱熹占筮之说，其次是引程颐的阴阳刚柔之说。虽然编纂者补充的”案”说，也不过是占变筮术之说。
岂知《周易·乾》文辞最后的“见群龙无首，吉”，是隐喻着更深刻的政治哲学思想。以筮术(算卦)说《周易》者，无疑是阉割《周易》这部先秦伟大政治哲学的刀斧手。
又如”卷十九”对朱熹《易学启蒙》揲蓍筮术说法。
“《易学启蒙》圣人现象以画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后世之人，皆有以决嫌疑，定犹豫，而为迷于吉凶悔吝之途，其功可谓盛矣。然其为卦也，自本而干，自干而枝，其势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为蓍也，分合进退，从横逆顺，亦无往而不相值焉，是岂圣人心思智虑之所得为也哉。特气数之自然，形于法象，见于图书者，有以启于其心而假手焉尔。近世学者，类喜谈《易》而不察乎此，其专于文义者，既支离散漫，而无所根著，其涉于象数者，又皆牵合傅会，而或以为出于圣人心思智虑之所为也，若是者予窃病焉，因与同志，颇辑旧文，为书四篇，以示初学，使毋疑于其说云。
淳熙丙午暮春既望魏氏了翁曰：朱文公《易》，得于邵子为多。盖不读邵《易》，则茫不知《启蒙》、《本义》之所以作……。”
又如”卷二十”里”明蓍策第三大衍之数五十”(算卦起卦法)说法。
“《河图》、《洛书》之中数皆五，衍之而各极其数以至于十，则合为“五十”矣。《河图》积数五十五，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后得，独五为“五十”所因，而自无所因，故虚之则但为“五十”。又五十五之中，其四十者，分为阴阳老少之数，而其五与十者无所为，则又以五乘十，以十乘五，而亦皆为“五十”矣。《洛书》积数四十五，而其四十者，散布于外，而分阴阳老少之数，唯五居中而无所为，则亦自含五数，而并为“五十”矣。
案 《洪范》曰：“卜五占用二衍忒。”衍者，推衍也。忒者，过差也。卜筮所以推衍人事之过差，故揲蓍之法，谓之“大衍”。大音太，如太卜太筮之比，乃尊之之称，非如先儒小衍大衍之说也。五十之数，说者不一，唯推本于图书者得之，《河图》之数则赢五，数之体也。《洛书》之数则虚五，数之用也。大衍者，其酌河洛之数之中，而兼体用之理之备者与。
大衍之数五十，而菁一根百茎，可当大衍之数者二，故揲菁之法，取五十茎为一握，置其一不用，以象太极，而其当用之策，凡四十有九，盖两仪体具而未分之象也。
集说 崔氏憬曰：“其用四十有九”者，法长阳七七之数也，六十四卦，既法长阴八八之数，故四十九蓍，则法长阳七七之数，蓍圆而神象天，卦方而智象地，阴阳之别也，舍一不用者，以象太极虚而不用也。
邵子曰：蓍之用数，“挂一以象三”，其余四十八，则一卦之策也。四其十二为四十八也，十二去三而用九，四三十二，所去之策也，四九三十六，所用之策也；十二去五而用七，四五二十，所去之策也，四七二十八，所用之策也；十二去六而用六，四六二十四，所去之策也，四六二十四，所用之策也；十二去四而用八，四四十六，所去之策也，四八三十二，所用之策也。是故七九为阳，六八为阴，九者阳之极数，六者阴之极数，数极则反，故为卦之变也。
又曰：奇数极于四而五不用，策数板于九而十不用，故去五十而用四十九也。
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
挂者，悬于小指之间。揲者，以大指食指间而别之。奇，谓余数，扐者，抽于中三指之两间也，蓍凡四十有九，信手中分，各置一手，“以象两仪”；而挂右手一策于左手小指之间，以象三才，遂以四揲左手之策，“以象四时”；而归其：余数于左手第四指间，“以象闰”；又以四揲右手之策，而再归其余数于左手第三指间，“以象再闰”；五岁之象，挂一一也，揲左二也，扐左三也，揲右四也，扐右五也，是谓一变。其挂扐之数，不五即九……。”
由上所看，到清王朝中期，康熙下旨，由李光地加四十九位进士编纂一部《周易折中》，既又一次成为巫术迷信之源，又一次挖掘的是”易经文化黑洞”，逐步吞噬着帝国学子们人生观与价值观。
《御纂周易折中》终于打造成如同一萨满巫师身披着祈神服饰，和手持着招魂的道具，而头戴着哲学的桂冠，即巫婆与哲学家集于一身者的形象。这种不伦不类集一起的巫术象数之说，岂能成为官方的教科书？焉能培养出进步学者与科学人才呢？自然是闭关自守，愚昧落后，屈辱挨打，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无疑成为清王朝后期的贴身标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