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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文化现象，都是一种政治和经济现象的演示。电影公司的现状就是很好的时代注释，也是很具代表性、很具权威性的注释。早期时候，电影作为先进的文化宣传是军队战争的辅助工具，随着战争的平息、和平的出现，其军事辅助工具性的职能已经消亡，虽然不是什么“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但是作为战争性质的存在，很没有必要了。所以，随军电影队就整体转为地方，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为老百姓文化生活服务。所以，国家成立了广播电影电视部，省级成立了电影总公司，地市成立了电影分公司，县区成立了电影公司，作为文化性的事业单位，全省统筹，一致核算，收入上缴，工资下发。转体时看起来十分简单，操作起来却十分棘手，主要是权利的分配问题，是分级管理，还是系统管理，前前后后拉扯了大半年。地市、县区的政府部门说，放映在我的地盘上，看电影的是我辖区的老百姓，电影公司应该由我管理，放映人员应该由我安排，收入应该由我所得；省总公司说，影片由我提供，人员是部队整体转过来的，我帮你教育老百姓、提高老百姓的科技文化素质，你凭什么管我的人，要我的钱！
官司打到省政府，虽然省政府的领导都来自军队，和电影队的人同锅舀食，同源同宗，但是又不能像攻城掠地一样下死命令。省政府的领导说，征求一下基层放映员的意见吧，看怎样对我们的同志有利，对我们的百姓有利，我们就怎样办。在征求基层放映员意见的时候，省总公司的人说，如果省总公司直管，就按照地司师级的干部拿工资；如果地市分公司直管，就按照县处团级的干部拿工资；如果县区公司自管，也就是县区地方政府管理，就按照乡科营级的干部拿工资。中国是个秩序之邦，历来就十分讲究等级制，等级制除反应在权力的大小上外，更主要的反应在工资也就是薪水上的巨大差别上。一般来说，我国的工资按军队、行政、事业、企业四个类型划分。军队按照国家级、军级、师级、团级、营级、连排级六级拿工资，行政按照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县处级、乡科级、员级也是六级拿工资，事业单位按照高级、中级、初级、员级四级拿工资；每一级又划分五到八等，每一等又有工资额度限制。所以，在没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前，人们的工资和其它待遇是有差别的，也是必须客观存在的。企业单位的工资不一样，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是拿级别工资，有十几个等级；改革开放之后，完全按照生产销售、利润效益由厂长、经理说了算，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如果一个人参加工作，在行政单位的话，到死还没有带“长”的话，那就是员级，拿的也是办事员的工资，和乡科级比，是“萝卜打大锣，大半截斗不拢”；和县处、市厅级比，是“半天云吹唢呐，还在啦里啦”，要翻脱好几十倍；和企业比，更是“孙悟空翻倒跟头，要差十万八千里”呢。所以，县区电影公司的职工，强烈要求要由省总公司直管，并且要“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行政干部企业工资”。
县区长们怒不可揭地说，由省总公司直管可以，职工住房我不分配，放映场所我不提供，有本事自己买地自己修建。
省总公司总经理是个副师长转业过来的，有的是豪气，有的是资本，有的是背景，挥着一双铁拳头说，回去告诉那些县长区长们，老子穷得只剩下钱了。你们要土地，我出钱买；你们要房子，我出钱建；你们要放映，我出钱修电影院。一个县区电影公司一年收入几百万元，一个地市电影分公司一年收入几千万元，全省电影总公司一年收入十几个亿元，票子用火车拖，用轮船运，哪里没有钱呢！
用奎州人的话说，叫作“扁担拗不赢地脚枋”。省电影总公司就真拿钱在奎州的城市边缘买了几十亩地，修建了住房，修建了办公楼，修建了电影院。奎州电影分公司的办公条件比市政府的要好，职工的待遇比书记市长的要高，电影公司是人人羡慕的单位，放电影是人人羡慕的职业。当时的奎州人就编了几句顺口溜，“嫁个放映员，全家福不浅；看映不要钱，还坐正中间！”那几年，就是书记市长县长想弄个子女到电影部门，还要跑到省电影总公司找总经理说好话，一般百姓“连庙门都找不到”，就只有“望而却步”了。那时在西南，有几个县委、政府领导的子女想到电影公司去当售票员，问题反映到县委副书记时宏图这里来了，时宏图电话打给县电影公司经理，县电影公司经理说要请示市公司经理再请示省公司总经理看能不能安排一个把临时工。时宏图气得肺都差点爆炸了，其他几位班子成员气得红眉毛绿眼睛地说，不搬他几爷子的下牙巴骨了，自己去找饭吃。
中国人最爱讲“祸福相克，祸福相依，祸福相生，祸福相环”的理论，并编造了“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三穷三富不到老，一觉醒来捡元宝”等一些故事来教育老百姓，目的是要人们在“得意时不要忘形，失意时不要气馁。”经过四十年的蓬勃发展，中国基层的放映业已经到达顶峰。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初，随着电视机的普及，电视节目的丰富，电影这支鲜艳的红玫瑰开始凋谢了，萎缩了，直至最后干死了，寿终正寝了，跨鹤西去了，就连奎州电影院这样的全国“模范电影院”、全省“红旗电影院”、全市“龙头电影院”，每天放映的人比看电影的人多，一场收入不足百元！最爱编顺口溜的奎州人又编出几句顺口溜来，“送票也不要，不如家里好；节目自己调，看个大通宵。”一时间，电影公司的人纷纷托关系，找靠山，调出电影系统。只可怜那些无依无靠、无门无路的电影职工，只好望洋兴叹、束手就擒、坐以待毙了。
其实，省总公司的头头脑脑们，也不是光“吃干饭屙稀屎”的，还是作了最后挣扎的，就像蚂蚱一样，蹦而不停；秋蝉一样，鸣而待死；长蛇一样，死而不僵。省总公司的老总们说，改革开放，时代不一样，总公司是指导部门不是管理部门，只是业务指导，不管理行政事务；市县区政府才是属地管理部门，管人管物管财管睡觉，还要管拉屎拉尿。市长县长区长们傲慢着说，有利益的时候上面争着管，没利益的时候就放下来管，就是一根烂短裤要脱下来，也要问一问胯裆那个东西答不答应嘛，放下来没门。
省公司的老总们理不直气不壮腰不粗地说，市县区电影公司都有一大片土地呢，土地贵如油呀，如果拍卖或者进行房地产开发，养活公司那几个人绰绰有余。
市长县长区长们异口同声地说，三十年前的土地多为地方政府划拨，只象征性地补了几个青苗费，哪能随便就拿去拍卖和开发呢！谁拍卖，收谁的高额土地出让金；谁开发，收谁的高额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基层电影公司的人没有饭吃，在省总公司门前静坐，到北京上访。省总公司的老总们“山穷水尽”了，“束手无策”了，只好去找省政府。省长一锤定音地说，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稳定的重大的政治问题，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务必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务必站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度，务必站在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无条件地接纳基层电影公司，无条件地接纳基层电影公司的全部人员，无条件地接纳基层电影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省政府还下发了红头文件，地方政府不敢抗衡，只好被动地接受，谁叫“官大一级压死人，政大一级压个坑”呢。有条件的市县区政府，接手电影公司就进行了妥善处理，或者分流人员，或者整体改制，或者改门换庭，软着陆，长发展，人心安，社会稳。比如西南县电影公司、百川县电影公司，都进行了有效地改制。主要方法是，女的到了55岁、男的到了60岁一律退休，转入社会保障部门按政策拿退休工资；女的满了45岁、男的满了50岁，由县财政拿钱分别把养老保险买到55岁、60岁，到了年龄后再去社会保障部门拿退休工资；没有到这两个年龄段的人，养老保险由县财政买到改制之日，后面的养老保险金由自己续缴。同时，电影职工按工龄每年1000元计算，进行彻底改制，不留问题，不留尾巴，不留死角。电影公司的所有财产包括房屋、车辆、土地等，一律由县国有资产管理局接收。开始，电影公司的人还闹了几天，最后看到政府的决心大，木已成舟，大势已去，只得偃旗息鼓了。但是，奎州市电影公司不行，用奎州人的话说，叫“养了一群咬卵匠”，非坚持两条路不可，除此之外免谈。一是进入行政事业单位，拿市财政全额工资；二是自行改制，按现有人员、现有财产包括土地平均分配，完全彻底地分配，一丝不留地分配。当时正是全国上下精简机构、裁员裁岗、减轻财政供养负担的关键时期，哪能就一下子增加几十上百人呢。再说，过去几十年没有给奎州市财政做一点贡献，香的吃够了，辣的喝够了，好的耍够了，乖的玩够了，而今没出路了，要讨米了，就要奎州市人民来供养了，即使市长答应了，奎州人民也不会答应。